从史料记载看，康熙皇帝对山东人非常有成见，甚至多次恶评山东人。对此，《清圣祖实录》记载颇详。

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十月，因山东巡抚钱珏被弹劾贪恶，康熙皇帝对大学士们说，“山东绅衿最桀骜，且好结朋党，巡抚宜用风力之人”。

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四月，山东籍刑部尚书王士祯请假回乡，康熙皇帝对大学士们说，“山东人性多偏执，好胜，挟仇”。

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年）闰六月，山东籍御史王度昭弹劾户部尚书李振裕勒索下属，康熙皇帝对大学士们说，“山东人喜于挟讐（仇）”。

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闰四月，山东巡抚赵世显奏请康熙皇帝莅临山东，康熙皇帝说，“山东人强悍，轻生为盗者颇多，尔等不时训诲教养”。

综上可见，康熙皇帝对山东人评价很差，诸如桀骜、朋党、偏执、好胜、挟仇、强悍、轻生、为盗等很多贬义词汇都扣在了山东人头上。

其实，山东人非常优秀，他们勤劳善良，坦率真诚，朴实无华，憨厚大度，热情好客，豪迈爽快，而且特别讲义气，讲孝道，历史上多豪杰，多鸿儒，多志士，多烈女。《二十四孝》中，有十个故事出自山东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那么，康熙皇帝为何对山东人施以白眼呢？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。

其一，清军入关后，山东起义烽火不断。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十二月，“山东贼谢迁攻陷高苑，总兵官海时行讨平之”；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闰二月，“固山额真阿喇善等剿山东贼。……六月……阿喇善击山东盈河山贼，平之”；顺治十年（1653年）十月，“遣济席哈讨山东土寇”（《清史稿·世祖本纪》）；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十月，“山东民于七作乱，……命靖东将军济世哈讨平之”（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》）。山东抗怒火此起彼伏，这让深谙历史的康熙皇帝不高兴。

其二，山东官员不法，连累山东人受污。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十月，山东巡抚钱珏被弹劾“贪恶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）；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四月，“左都御史徐乾学致私书于山东巡抚钱钰，事发，并褫职”；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七月，“山东有司不理荒政，停其升转”（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》）。在山东做官的官员要么贪恶，要么私通，要么荒政，频频出事，康熙皇帝不满。

康熙皇帝恶评山东人，关键在于三位山东籍官员。《清圣祖实录》载，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四月，康熙皇帝发布上谕，恶评“山东人性多偏执，好胜，挟仇”时特别指出，“昔李之芳、孙光祀、王清，其仇迄今未解”。可见，这三个山东籍官员，严重挫伤了康熙皇帝，以至于姓名他都记得如此真切。

李之芳（1622年—1694年），山东武定（今山东惠民）人，顺治四年（1647年）进士，战功赫赫，曾随驾南巡，授文华殿大学士，官至吏部尚书。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年），大学士明珠被弹劾，李之芳因“内阁票拟，皆听明珠指挥”（《清史稿·李之芳传》），被爆是明珠朋党中的关键人物，遭勒令致仕归乡。

孙光祀（1614年—1698年），山东平阴（今山东平阴）人，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进士，官至兵部右侍郎，深得顺治、康熙两朝皇帝信赖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告老回乡。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年）三月，康熙皇帝接山东巡抚佛伦密奏，“访孙光祀，据言爱管闲事，好央求，行为悖乱，及其诸子、家人极恶。……无人首告其强取豪夺”（《为陈前任抚臣品行及地方乡绅劣迹事奏折》）。不久，佛伦在《为陈孙光祀劣迹事奏折》中罗列了二十六条罪状，“查得，孙光祀乃山东省为恶倡乱之首，……欺害良民，官民莫不憎恶”。佛伦所奏，基于邀功，其真实性让人怀疑。

王清（1630年—1672年），山东海丰县（今山东无棣）人，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进士，官至吏部左侍郎，深得康熙皇帝信赖。康熙十一年（1672年），王清病逝。从王清生平看，似乎无甚过失，但曾连续三次担任会试总裁官和殿试读卷官，选拔了大批人才，很多大臣都出自其门下，这大概让康熙皇帝感到不痛快。

李之芳、孙光祀、王清，这三个山东籍官员都曾入朝为官，都曾为清廷效力，但都因各种原因被康熙皇帝看扁、恶评，一直到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四月，康熙皇帝对他们仍耿耿于怀，“山东人性多偏执，好胜，挟仇，昔李之芳、孙光祀、王清，其仇迄今未解”，并把这种对个例的不满扩大到全体山东人。

从《清史稿》记载看，清廷入关以来，特别是康熙皇帝在位期间，山东频频遭灾，非旱即涝，百姓困苦。康熙皇帝也频频察访、拨款，赈济山东灾民，减免山东赋税。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年）十月，康熙皇帝“谕山东省官员：尔等为官，以清廉为第一。为清官甚乐，不但一时百姓感仰，即离任之后，百姓追思，建祠尸祝，岂非盛事？……尔等各宜自勉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）。这不能不说，康熙皇帝对山东，对山东人，对山东官员是记挂在心的，并为山东人做了一些实事。

李之芳、孙光祀、王清等人，皆曾是康熙皇帝倚重之人，但最终都身败名裂，这主要出于政治原因，或被其他官员刻意构陷、诋毁、抹黑。康熙皇帝是杰出的政治家，一生最痛恨结党营私，并深受其害。三位山东籍官员身在朝廷，难免会受到政治冲击和影响，甚至受到康熙皇帝猜忌，躺枪的可能性非常大。

由几个官员，几个毛贼，而无限扩大，进而恶评全山东人。康熙皇帝坐井观天，以偏概全，看山东人时戴上了有色眼镜，未免太过狭隘、偏激。

当然，康熙皇帝也有非常欣赏的山东人，如王士祯（雍正朝时被改称王士正）。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四月，王士祯请假回乡，康熙皇帝对大学士们说，“山东人性多偏执，好胜，挟仇，昔李之芳、孙光祀、王清，其仇迄今未解。惟王士正则无是也。其诗甚佳，居家惟读书外，别无他事。若令回籍，殊为可惜。著给假五月，不必开缺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，《清史稿·圣祖本纪》略同）。

王士祯，山东新城（今山东桓台）人，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进士，曾任侍读，深得康熙皇帝宠爱、器重。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，王士祯官至刑部尚书，不久被革职回乡。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，王士祯被特诏官复原职，次年去世。王士祯的遭遇，固然受王五案牵连，大概也跟他是山东人有关。（刘秉光）